从无到有：中国工农红军的卫勤体系，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在世界军事史上，有这么一支队伍，他们头戴红星，筚路蓝缕，一路拼杀……伴随他们的除了各种艰难险阻、伤病死亡，还有一支红色医疗救护队伍。在他们身上，不仅有医者仁心的誓言，更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霹雳手段、菩萨心肠的坚守与博爱。

① 奇怪口诀

中国工农红军的卫勤体系，是随着人民军队创立而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秋收起义时期，部队条件很差，因为战争形势严峻，重伤员只能托付在沿途的药房甚至老百姓家里，轻伤员勉力随队行动。

1927年冬，部队大体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后，便立即组建后方医院，各团成立了卫生队，以红十字旗为标示，医护人员也戴上红十字袖章。红军在长征途中还专门设立了流动医护训练班，到长征结束，这个班培养了数百名军医、看护人员及卫生员，仅红三军团卫生员就有九成是从这个班里出来的。

当年，长征的中央红军队伍里，就有这样一群奇怪的年轻战士，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小声念叨着奇怪的口诀：

“阿司匹林托式散，先治咳嗽后治喘……”

有时忘了，他们会抓起挂在背包上的小木片，低头看一眼，然后将木片放回去，继续低声念叨。宿营时，这群战士也不会马上休息，他们要么在衣服或铺盖卷上缝来缝去，要么用布条小心地练习打结，然后又不厌其烦地拆开重新来过。

就是这些年轻的学员，在长征及之后的岁月里救治了成千上万的指战员和群众。

说到这里，就不禁要提一下红军医疗队员龙思泉。

② 红军菩萨

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遵义期间，得知城南南关镇桑木垭村伤寒肆虐，穷苦百姓没钱看病，许多村民因病死去。红军派卫生员龙思泉到村里巡诊，不少群众经他的悉心诊治，病情得到缓解或痊愈。

“村里来了红军神医。”

消息在方圆几十里的民间传开后，周围穷苦百姓纷纷过来求医讨药，也因此对红军极为爱戴。

一天下午，一名村民的父亲病情危急，奔波十多里山路找到红军部队驻地寻求帮助。部队首长派龙思泉前去诊病。龙思泉不顾白日的疲劳，冒雨赶去。在龙思泉的医治下，患者病情得以缓解。第二天上午，龙思泉要归队时，晒谷场上聚集了许多慕名赶来求医问药的村民，见此情景，他又继续留下给大家看病。问诊持续到下午才结束，等他连夜赶回驻地时，驻地的部队已经开拔，由于时间紧，只让房东给龙思泉留了话。龙思泉根据指示去追赶部队，但在追赶的路上，不幸被敌人发现杀害。

村民闻讯后，有人冒死来到龙思泉牺牲的地方，将其遗体悄悄安葬。由于村民们还不知道龙思泉的姓名，于是在墓碑上刻下了“红军坟”三个字，他们将牺牲的龙思泉亲切地称为“小红”。那些被龙思泉治好的乡亲们则称他为“红军菩萨”。

其后，这件事被当地国民党官员得知，遂下令将“红军坟”铲平。但当地群众又在向阳的坡地新修了一座更高大坚固的“红军坟”。多年来，红军医疗队员为村民治病牺牲、当地群众为护坟与国民党队伍、保警斗智斗勇的故事，在当地被人们口口相传。

1953年，遵义市人民政府修建“红军烈士陵园”时，“红军坟”被迁入陵园。当地政府还铸造了一尊铜像安放在墓前，以便人们瞻仰这位受人爱戴的红军医疗队员。由于龙思泉一直被称为“小红”，后来的老百姓误以为是位女性，就将铜像塑成了女卫生员的形象。

直到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原校长、老红军钟有煌，听闻“红军坟”的故事后，回忆自己在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任军医的岁月时，才揭开了“小红”的真实身份：

龙思泉，自幼随父习医，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后，随红军长征来到遵义。牺牲时，年仅18岁。

③医药匮乏

1927年至1937年，这个时期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开创历史新进程的重要时期。由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给当时的苏区军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药品、医疗器械等物品更是奇缺。

西药基本上是没有的。在红军医院里只有少量碘酒，黄金粉就是最好的治伤药了，中了枪弹的伤口擦一点黄金粉，就可以消炎止血。冲洗伤口，能用上双氧水就很不错了。六六粉是非常珍贵的，只有经过批准，才能使用。

西药太难弄到了。

当时西药的主要来源，除了靠打仗缴获和在城市里找小西医药房，将其药材全部买下外，就是靠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冲破重重险阻，弄到一些治枪伤用的升汞、碘片之类的西药。

但这些，远远解决不了医药的匮乏。

而且随着国民党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越来越紧，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急剧增加的伤员，都让红军医疗队员常常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有时，医护人员只能心痛地看着伤员遭受伤病的折磨而束手无策。

当时许多负伤的同志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医治，造成伤口严重感染，不得不截肢，甚至死亡。赖春风少将后来回忆：

“那时刚刚组建的红军医院，设备简陋。医务人员和药品少得可怜，靠白区地下党援助困难也不少，使一些本应抢救过来的伤病员没有抢救过来。我记得当时红军医院收了一个叫袁明贤的伤员，本来伤势不重，只需做个简单的手术，可那时不仅没有麻药，连消毒用的食盐水都找不到，致使伤口发炎，伤势恶化，抢救无效而死亡。”

1928年，在湖南酃县的战役中，红军师长张子清负了重伤，左脚骨被打断，送入红军医院，由于外科药品十分奇缺，医疗队员只能找些草药医治，但他的左脚一直溃烂。组织上几次决定将他送出封锁线治疗，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不到一年，张子清就因感染而牺牲了。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被飞机扔下的炸弹弹片击中，穿过直结肠，嵌在右肠骨上，伤势极为严重。但由于苏区医疗条件太差，做不了手术，只能用磁铁吸弹片，结果因有残留的弹片无法取出，引发腹膜炎。

当时，苏区缺的不仅是药品，还缺大量的医务人员和必备的医疗器械。

红军医院不得不开动脑筋，发明创造。

④就地取材

红军医院当时使用的工具，我们现在来看，简直有些惊掉下巴。

他们就地取材，井冈山的竹子和杉木都派上了用场。据载，在中央苏区红军第一后方医院里，竹筒拿来装药，镊子、探针都是自己用铜打的，甚至连铜也没有的，就用竹片子、竹竿子来做。护木是用的杉树皮。外科用的锯子是用锯木头的锯条加上竹弓做的。

在当时，一块纱布或一块普通的绷带，总是洗净后煮沸消毒再用。洗涤伤口有时就用食盐水代替。

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在当时被国民党经济封锁的苏区，盐也是异常珍贵的。长期缺盐导致很多群众身体浮肿，患上各种疾病，甚至丧失生命。而一些红军指战员因为盐分摄入不足，体质明显下降，严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但医护人员宁可自己少吃点，还是想方设法把盐留出来。

当缺少纱布和药棉时，他们就用土棉布加碱放在锅里反复地煮软，加上漂白粉漂洗干净，最后再用食盐水消毒，以代替纱布。

“药棉”加工则是把一般棉花弹散，撕成块状，用冷水浸成薄片之后用碱水煮，脱去油脂，再用漂白粉漂洗干净，就做成功了。如果手头连棉布和棉花都不够用，医护人员有时也会将自己的被子、被絮撕了，千方百计经过消毒制成医疗敷料。

“绷带、贴布是洗了又洗、补了又补。绷带被越用越短，就用针线缝接起来，直到实在不能用才丢掉”。

——没有凡士林呢，就用猪油、牛油等动物油脂来配制软膏。

——没有夹板固定骨折的伤员，就去砍些树木、竹片代替，然后消毒循环再使用，直到完全不能用为止。

——给伤员手术开刀时，没有手术刀，就用杀猪刀和锯木头的锯子来代替。

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着实令人佩服。

直到中央卫生材料厂建立后，苏区才能制造出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但毕竟数量有限，无法如数解决。

⑤中医土方

为解决医疗问题，早在1927年9月，红军一到井冈山便办起了红军医院。

建院初期，红军医院只有3个医生（两个中医、一个西医），此外还有4个司药员兼护士，还有一支担架队，约20余人。

医院建立之初，便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药材奇缺。

西药运不进来，几乎全靠中药。而井冈山只有几家很小的中药铺，所有的药材收集起来也只能坚持一两个月。为了解决药材紧缺问题，医务工作者就地取材，土法上马。他们白天上山采草药，晚上切割制作，同时开辟了一个百草园。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土人参、当归、甘草、黄连等，采集的品种就有五六十种，加上战斗中缴获的药材，一般的中药品种都具备了。

月余后，一个简陋的小制药厂诞生了。

制药厂的全部设备仅有一个制药碾槽和两把镊子。医护人员集思广益，他们有时采用中西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有时吸取民间验方进行治疗，如用青台草治疗疟疾、老茶叶水消毒、车前草吸脓、细辛草止痛、细骨莲接骨等。

民间土方和中西医相结合，使不少伤病员很快得到治愈，重返前线。

因为红军医院医生少、伤员多，医护队员非常忙碌，而且都是全能型人才，既看外科也看内科，既当医生也当护士。说实话，这些红军医疗队员虽没有高超的医疗技术，但有高涨的革命情怀。他们开动思路，运用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法子和土方来为伤员治疗。

有一次，医院抬来了十几个伤员，伤势都很严重。当时没有西药，医生们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60多岁的老中医吴海泉决定试用中药给伤员减轻痛苦。他找来一口小铁锅，将猪油、洋腊、冰片、红粉和青粉混在一起，放在锅里熬，经过反复熬制，终于制成了一种药膏。试用以后效果很好，大部分伤员的伤都治好了。后来，他还利用加工后的茸粉代替磺胺粉使用，效果也很好。

在当时的中国民间，由于西药的匮乏，传统的中医药确实发挥过巨大的神奇作用。

陶铸夫人曾志在闽东苏区的时候，就多次被中医药拯救过生命。

1934年夏，曾志在闽东苏区寿宁县的时候疟疾发作，高烧40多度，人都烧迷糊了。当时除了金鸡纳霜，没有别的特效药。而金鸡纳霜是进口药，在闽东农村根本买不到。眼看曾志疟疾高烧不止，整个身体抽搐成一团。同志们束手无策的时候，懂得中医的房东找来麻油，用麻油和艾叶和姜头炸热。然后用炸热的麻油在她身上使劲地揉搓，捂上棉被，两个小时左右抽搐终于缓解。后又经过中草药治疗，其疟疾基本痊愈了。

⑥高级医师

由于战斗频繁，伤病员日益增多，红军医院收治能力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后来，红军医院决定在大井、中井等地设立两个医务所，将伤病员转至山上治疗。

1928年9月，位于茨坪北面的小井红光医院落成。

红军官兵又一次发扬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优良传统，上山砍木头，背竹子，前后仅一个多月，一栋两层楼共32间的病房就竣工了。

伤员太多，他们没有消毒药水就用石灰水煮医疗器械。没有药品，就用当地老乡的土法来治。

有一种叫脓疱疥疮的怪病，满身起泡，痛痒难耐。医护人员用土法，把一块豆腐和桐油放在锅里熬，取出豆腐，用煮过的桐油擦身，几次就好了。

还有一种干疥，也是用老乡说的，每天吃五钱硫磺，也治愈了。

治疗感冒就更有意思了，就是在一个小碗里放上酒，再放上一节葱，用火烧，烧热后把衣服脱了，两手蘸着烧酒往身上一顿猛擦。据说，擦的时候滋味不太好受，又烫又痛，擦完赶紧用被子盖起来，让他发汗。只要一出汗，感冒就治好了。

有一次，一名红军战士被敌人捉到后打成重伤，推下山崖，救回来时已经奄奄一息，后经红军医院的中医文吉双、袁光华的精心调治，竟奇迹般地活下来，康复后重新归队，还能行军打仗。

毛泽东同志后来听说了此事，表扬了文吉双、袁光华，并在他们的“条子”（特别通行证）上挥笔写下“高级医师”四个字，还欣然决定提前发给他们3个月的工资。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红军的医疗卫生经费问题。

红军中有一项“特别费”十分引人注目，这项特别费就是“医疗费用”。红军的医疗卫生费用属于军费的范畴，但因为大量的伤病兵是由根据地医院吸收，再加上红军和根据地之间的财政没有完全独立，因此红军的医疗卫生经费经常成为各根据地苏维埃政府财政上的大问题。

在医药经费的使用方面，克俭是主题。这里面除了药品费用，医生工资也是一项不小的开支。在苏区，医生是以一种“特殊的技术人员”被看待的，“过去在旧社会拿多少工资，我们能照数发给。如原在国民党部队里做军医，他过来后参加我们的军医，仍按他过去在国民党部队里的工资发给(每月80多元)，家在白区的，我们还要想办法给他汇往家里去。以后，他们觉悟提高了，有的还入了党，坚决提出不要工资，我们也就不给了。如自己不拒绝，我们仍继续给工资”。

⑦血火考验

据文件记载，虽然在一些根据地苏维埃政纲中有“政府设立公共看病所，由政府聘请公共医生，不收医费”等规定，但在根据地的实际医疗和药品运行活动中，并无法真正实现面对所有根据地民众的完全“免费”。不收“医费”主要指的是诊疗费，群众只需付少量的药费，“群众既方便又满意”。

在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老百姓只要有乡苏维埃的证明，随时都可以去看病，家庭经济困难的可以免费医疗。

专业医务人员的短缺，在战争时期一直都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鉴于红军医院急需大批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在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处长贺诚等人的努力下，1931年冬，红军在莲塘开设卫生学校，这是我军第一所训练卫勤人员的机构。为节省时间，学校采取“重点教育”，以部队最普遍的伤情疾病为教学重点。这样，卫勤干部得以大幅增加。

到1933年，中央红军前后方卫勤单位的人才缺口基本被补上。同时，红军也创办了最早的卫勤器材厂，大量生产医用棉花、纱布、绷带、一般外科手术器械等，并大量配置各类中药。到长征开始前，红军各部已获得3个月供给量的药品，总卫生部还携带了200担医疗用品。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各苏区红军陆续进行长征。

由于战斗激烈，大批卫勤人员牺牲在路上。中央红军出发前，有7000多名受过培训的卫勤人员，还有200多名在校学员。可经过几次恶战，红军进入贵州时，基层卫勤力量已捉襟见肘，卫校教导队不得不解散，教员直接充实到各医院和卫生所，学员则回部队工作。

遵义会议后，军事形势有所好转，卫校也一度恢复教学。

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军事卫勤工作的骨干。除了卫校以外，各军团还在长征期间不断开设医护训练班，在恶劣的条件下坚持边行军、边作战、边教学。红军卫勤体系从无到有，经受住了残酷的血火考验，培养出一批批百炼成钢的“红十字战士”。

总之，回顾过去的艰难历程，红色医护工作者在人手少、药材缺、伤病员多、环境简陋等极其困苦的条件下，英勇抢救伤员，挽救了无数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的生命。他们不怕困难，日夜操劳，战胜了千难万苦。他们这种勇于奉献、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都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的。

参考资料：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回忆闽浙赣苏区财政经济情况》

发布于：天津市